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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是不言自明的，即民众都是愚昧与无知的 如果你不承认它，你不必往下读 在中世纪欧洲，人民地位，权力是一成不变的，权力只被贵族，皇室，领主所拥有，很多民众没有自由，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民永远不能改变自身的地位。   但是现代社会改变了一切，这是一个所谓自由的社会，所有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获得政治地位或经济上的富裕，这个社会原来只存在于王公贵族的权力斗争扩展到了几乎社会所有人身上，竞争无处不在，权力无处不在。   在这个社会之中，人类获得了自由，人类也得到了孤独，无聊。   自由给现代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十分显著的，大量的充满暴力色情低俗趣味的大众媒体充斥在人们的生活中 而这一切的唯一目的就是减轻人类的孤独与无聊或者说是逃避自由的一种方式。   市场经济的自由所带来的竞争给了人们满足自己无限膨胀私欲的一个手段，通过竞争获得权力，获得金钱。   对自由的逃避集中在了两种方式，大量无聊的大众传媒与为了金钱和权力，处在无休止竞争中的工作。 当然可以找到优秀的作品，如果你能从众多良莠不齐的电影，音乐，动画等等作品中挑选出好的作品，并且能够避免他人评论的误导的话。 当然也可以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如果你真的以为你可以。 那么，以上两种逃避自由的方式已经超出了上述所说自由的范围，而是一种真正的自由。   真正的自由不存在于行动上，而只存在于思想上，这决定了自由的个体性。   人类不是社会中的孤岛，这句话充分说明了人类不可能脱离社会，但是他并没有否认人类的个体性。   只要人类存在于社会之中，就一定会有权力。 权力即使在低级灵长类动物的社会也是存在的，在双足直立行走的灵长类动物之中就更不可能避免了。 权力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有效的管理与统筹规划，使得组织有了超越个人能力的作为，这全是权力的作用。 但是不可避免的是庸俗的民众，权力使得组织变得机械化，保守自闭，无论是在微观上还是宏观上，权力是掌握在无知者手中的。 然而这种权力意味着集体，意味着对个体性的抹杀，组织所宣称的个体性，创新只对这个组织存在利益的个体性与创新，而谁又能保证组织是正确的，不考虑领导者的无知，谁又能保证这个组织的成员不是物质庸俗的民众，所以一个优秀的具有创新活力的组织总是极少数人组成的。 如果因为自由与正义与组织抗争是毫无意义的，无知的民众所需要的不是自由,不是正义，而是生存，革命成功的基础是为了广大无知民众的利益，但是利益绝不等同于正义。   在这种僵化的组织中，获得思想上的自由只有谦卑，但是谦卑绝不等同于屈服。   人类之所以为人类，完全因为人类是符号的动物。 语言文字音乐绘画等等一切都是符号，这种人类的特有本能为思想的自由，真正的自由奠定了基础。这正是优秀音乐，电影或者是动画，漫画所代表的。 真正个体化的思想自由完全是由符号组成的，是一个自身独有的符号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同样包括者个体多真正喜爱的工作。 这个自由之符号世界即为真正的自由，同时这个世界是可以交流与共享的，它建立在真正的爱，真正的友情的关系基础之上。 这种爱是生命之爱，异性的爱，亲情的爱，朋友的爱，对动物，无生命物体的爱，同性的爱都包括其中。                                                    Francis S.Majere                                             … 繼續閱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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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斯诺：共产党和毛泽东是如何赢得农民的？ 来源：强国论坛 　　【本文选自《复始之旅》(Journey to the Beginning)中文版，新华出版社1984年8月第1版，埃德加·斯诺著，宋久、柯楠、克雄译。其英文版1958年由美国出版公司出版。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毛把他的经历告诉了我之后，我在收集另外几十位共产党领导人的情况时就没有什么麻烦了。仔细研究一下这些人的传记，就不难看出，中国全民族的经历决定了共产党人必须取得胜利，除非国民党能够通过奇迹般的改造，迅速地实现深刻、激烈的改革。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的青年人最初读到马克思的激动人心的战斗号令时，他们认为它不是对1848年2月欧洲的形势分析，而是对他们周围环境的真实写照。马克思说：“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愈来愈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见《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5—36页。——原书译注。】即使在美国，相对文明的劳工法案也才颁布30年左右。而在中国，存在童工、女包身工，12小时的工作制、工资不足NB023口，病、伤、失业和老年均无保障，也没有集体与资方交涉的可能性，人们为什么要对马克思的预言提出疑问呢?陈旧的宗族和行会制度下的保障已经崩溃，穷人不值钱，简直已经沦落到“纯粹的生产资料”的地步了。劳工陷于孤立无援的处境，自然是由于旧式农业经济在西方贸易的冲击下崩溃了，由于机械产品的涌现导致了手工业的破产。由于通过不断增加税收(比如，预征60年的税)和收取高额的贷款利息以及官僚和军阀巧取豪夺公众收入等形式实施资本征收，到了20年代和30年代，只有少数自耕农有能力纳税了。加以饥荒和战祸，数百万破落农民家庭的“多余”子女被投入了已经膨胀了的失业劳动力市场。从我所遇到的每一位红军战士的经历中，可以了解到，他们都是这种农村大规模破产的直接产物。 　　这里只举两个富有戏剧性的例子。一位是朱德，他是红军总司令，毛在军队的知己；另一位是彭德怀，红军副总司令。朱德出身雇农家庭，因为贫穷，他们家有5个孩子一生下来就被溺死了。幸存下来的孩子中，只有朱德受过教育；他没被溺死，而是送给了一家没有子女的亲戚，他们设法让他进了一所专为地主的儿子开办的学校。 　　彭德怀小时候由于犯了一点所谓的不教的过失，族中人决定处死他，幸亏他的一个叔父为他说情，才救了他一命；后来，他9岁时立约当了挖煤工。 　　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这个国家里，人们把《共产党宣言》当作福音书来读，这里十一二岁的童工夜晚常常就被锁在屋里，在他们白天操作的机床旁，铺上几块破布睡觉——我甚至在外国人治理的上海也看到同样的情况。人们对中国人为什么很容易全盘接受马克思对西方民主的虚伪性的蔑视与谴责，也用不着感到惊奇，因为他们看到的西方民主，只是外国巡捕维护用暴力在中国取得的“权利和利益”。 　　我们这些传记作者了解到的第二点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吸引力，是因为民族主义——想要维护中国古已有之的强国地位的热情起了重要的作用。在西方，共产党没有此等号召力。在美国，我已在前面说过，相信斯大林一贯正确的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蔑视“民族爱国主义”，而代之以一种宗教式的“对外国救世主的信仰”。他们必须基本上是一个神话狂——即使在脱离共产党以后，他们也往往还是如此。 　　然而，在中国，爱国主义、阶级斗争和亲俄这三者是较容易统一的。党的创始人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时，俄国正在向孙逸仙提供直接援助，帮助他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于是阶级斗争的观点立即被接受了，因为中国的少数资产阶级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国金融家的买办或合作者。而中国人也更容易相信莫斯科的领导人，因为俄国的头号敌手正是那些西方殖民主义列强，它们也是整个亚洲和非洲独立运动的直接敌人。 　　因此，与其国民党对手相比，中国杰出的共产党人更为西方化，他们的民族主义意识更加浓厚。他们不是手上长老茧的无产者，他们多数属于占全国人口不到5%的受过中等或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先由我开始收集材料，后经我妻子加以充实而写出来的传记表明，在50位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中间，只有两三位是真正的无产者(他们与农民和知识分子不同)出身。(1945年，无产阶级的代表增加了。) 　　在中国的政治历史上，权力主义无疑是一种古老的传统。它在孔夫子之前早就存在了。孔夫子只不过是把伦理观念汇集成典，用来使世界上最稳固的王朝制度和官僚政权合理化。拿社会行为来做衡量个人杰出与否的标准，个人服从于群众的利益和生存，实际上都是由鞑靼可汗们(还有其他人)输入俄国人的律条，而可汗们的政治顾问及才智均来自于中国。虽然马克思关于全部历史是永恒的阶级战争的说法是一种创见，但是，他的辩证方法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却源远流长。惠施【惠施(约前370—约前310)战国时哲学家，名家的代表人物。宋国人，与庄子为友。名家一称“辩者”，又称“形名家”，战国时的一个学派。——本书编者注。】(公元前4世纪)派辩证论者早就提出了发展和变化的学说(无穷的矛盾中不断的对立统一)，马克思从黑格尔哲学中汲取了这一点，而黑格尔则是通过德国哲学从希腊先哲那里借鉴的。正因为如此，运用于现代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教义，对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并不陌生，也没有异国的气息，而只是“中国旧瓶里装的新酒”而已。 　　这些人急急匆匆，只争朝夕。他们通过亲身经历和对欧美历史的研究，痛感中国的衰弱、落后及迫在眉睫的完全崩溃的危险。在探索如何解决个人和民族生存的复杂问题的过程中，有创见和才识的中国青年男女们都被权力主义的、革命的学说所吸引，因为其他的方法都试过而且失败了，因为时间紧迫，不容渐进，也因为中国历史一再证实革命方是生路。共产党人通常被指责为暴力的信徒和“个人自由”的破坏者，这并不适用于中国的现实政治。只有依靠武力的优势方能实现。如果要中国人对国民党的统治作一估价，几乎没有人会认为在道义上国民党比共产党更得人心，后者公开要打倒人数甚少的地主、军阀和通商口岸的银行家以及日本侵略者，为穷人夺取政权。 　　与美国人的看法相反，国民党从来没有明确地提出要与共产党人在道义上较短长，而只是与共产党人在使用武力方面比高低。知识青年参加共产党只是因为他们作出了切合实际的判断：不论是解决个人的问题，还是迅速填补中国和先进国家在工业科学方面的惊人差距，他们的办法是惟一的办法。那些早期就开始相信这一点的人们发现了一个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都不能解释的真理。他们发现，他们可以不经过城市起义，就能使“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政权。 　　客观经验使毛相信农民是社会革命的主要动力，但俄国人始终不同意这一看法。其他国家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还是相信，没有先进的工业无产者作主力，共产主义运动是不可能成功的。开初，中国人也曾这样认为。在早期的城市起义(1927—1930)惨败之后，当时共产党已被摧毁殆尽，他们只有退回农村，别无选择。毛泽东和朱德在农村里建立了第一批根据地。此后，事态的发展使农民实际上成了他们人力物力的惟一支援者。他们拧成了一股力量，终于使共产党人在全国取得政权，在警察严密防范下的城市工人阶级或俄国人对农民的帮助极少。 　　“谁赢得农民，谁就能赢得中国，”毛泽东在保安对我说，“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能赢得农民。”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说，“无论何时何地，反抗的背后总是有要求平等的愿望。”当然，要求平等的愿望有多种形式。任何革命热情和活力都搀杂了人类的极为复杂的需求和愿望。但是，在始终存在着饿死的危险的东方，辘辘饥肠就足以使数百万穷人起来反抗富人。 　　共产党人从不把土地再分配看作是目的。但是，他们看到了，只有先进行“土地改革”才能使农民参加战斗联盟，继而支持他们的主要纲领。在理论和学说上，共产党仍然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但实际上这些共产主义和知识分子成了三分之二的更为贫穷的农民的政党，而国民党同拥护它的地主结合在一起，是无法声称代表农民的。 　　“我相信，”马克·吐温著的《圣女贞德回忆录》中的年轻侍从说，“总有一天，人们会发觉农民也是人。是的，是在许多方面和我一样的人。而且，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们自己也会发觉——到那时候!嘿!到那时，我想他们会起来要求承认他们是人类的一部分，而且麻烦事会因此产生!” 　　共产党人实际上成了一支流动的、武装的、无处不在的宣传队伍，在亚洲数十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上传播其主张。共产党人使亿万农民首次接触现代世界；他们为青年妇女——他们自始至终是共产党的争取对象——开辟了前所未闻的个人自由和重要作用的新前景。他们答应给穷苦农民分土地，使他们免遭苛捐杂税、高利贷、饥饿和家破人亡之苦。他们要建立一个为每个人提供均等机会的新国家，这个国家以共同劳动、共同享受为哲学基础，没有腐败的现象，为普通百姓谋福利。中文“共产党”字面上的意思是“共享财富的政党”。 　　开始的时候，这把火在中国燃得慢，但也扑灭不了，其原因是交通落后，缺少公路、铁路和桥梁。由于交通落后，就有可能在先是由外国列强控制，后来由国民党统治的现代工业中心之间的广阔地带建立起武装斗争的根据地。在内地，共产党能够指出农村怨声载道的症结所在，进行领导，激发起新的愿望，并建立起一支为他们的目标而战斗的军队。他们切实分配了土地，消除了一些最不平等的现象，推翻了乡村中豪绅的统治体系，而不为自己谋利，这时，农民就接受了共产党，并且最终同他们联合了起来。 　　农民过去从来不知“政党”为何物，而共产党却真的希望他们成为“党员”，这对农民们来说也是新奇而又有号召力的。因此，他们开始把共产党看作是“我们的”党，还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尽管分得土地的农民后来不仅要承担其作为一个阶级要解体的重负，还要担负起革命战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担；尽管父辈分到的土地后来又并入了儿辈的集体农庄，这些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人们已发现“农民是人民”而且是和党联结在一起的。农民曾经从宗族制度那里得到保护，这个制度由于工业经济的冲击被粉碎了，他们因而失去了保护，如今是由党取代宗族制度保护他们。 　　2200年前，著名哲学家荀子说过，“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见荀子《王制篇》。——译注。】 　　“我们是鱼，”荀子的后裔，现代共产党人说，“人民是水，我们的生命离不开水。我们不骑在他们的头上，我们和他们鱼水相依。”他们把这作为口号提了出来，而这些口号农民是能接受的。

系统生物学综述   系统生物学作为现今生物学发展得主要理论基础，在早期，经历了复杂而且简单得发展过程。  在科学发展早期，人们认为物理学是揭示万物奥秘得钥匙，在之后又受到笛卡尔哲学，机械唯物主义影响，很多人认为人是机器。其中代表人物是拉美斯特利，他发表了一本《认识机器》得小册子，虽然后来有人称他接着发表了一本《人不是机器》得小册子，但是我们仍能从中看出，生物学并没有摆脱物理学得影响。早期得这种对生命认识的理论被称为机械论，机械论认为人体和机器一样，细胞，器官，系统之间得作用，和机器得齿轮作用一样，这种机械论观点，有着深远影响，在施莱登和施旺提出细胞学说时，细胞学说还是多多少少受到了机械论的影响，把有机整体简单得看成是无数细胞组成得。受到这种机械论观点影响，有人认为癌细胞是无限增殖得，从而认为只要认清了癌细胞无限增殖得原因，就可以大大延长人体得寿命，这种观点是十分可笑并且幼稚的。  在之后，虽然物理学已经摆脱了宗教影响，但是生物学仍然出于宗教重压之下，加上莱布尼茨的单子论的影响，活力论便产生了。活力论把生命的奥秘解释成另一种神秘的东西，这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是消极的，活力论把生命的本质概括为隐德来希，而实际上，隐德来希正是我们要发现的，要解决的问题。活力论给出生命问题的答案仍是一个X。  这两种理论长期并存，相互影响，在之后，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同时否定了这两种理论，提出了一般系统论，建立了系统生物学。  系统生物学认为人体是一个整体，所有细胞相互作作用，所有器官相互作用，所有系统共同作用，共同构成生物体。生物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能简单的看成由细胞之间简单联系构成的。  系统生物学同样认为人体是流动的，生命的流动特性，可以等同为耗散结构和自组织系统。在克劳修斯提出熵的概念后，热力学第二定律有了新的表述，但是随着对生命本质的研究，耗散结构的提出，生物学完善了热力学第二定律。耗散结构从生命的宏观整体上给出了生命本质问题的答案，生命是出于一个偏离平衡状态的高能状态，生命体不断从外界摄取能量，抵消自身的熵增，维持自身的有序度，这完全是因为生命本身所处状态的需求，没有这种对平衡状态的偏离，没有势能，生命也就无法做功。耗散结构在宏观上给出了生命本质问题的一个很好的答案。但是这对于生命问题的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  系统生物学认为生命个体内存在等级秩序，人体从一个受精卵，发育成一个有机整体，从干细胞分化为无数功能特定的细胞，就是这种等级秩序的最好证明。  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建立的系统生物学，是一种宏观上的系统生物学，这里和贝塔朗菲当时沃森和克里克尚未发现DNA分子结构，分子生物学尚未建立有着直接关系，但是贝塔朗菲给出了生物学研究的方向，给出了生物学研究应该遵循的理论基础。美国建立的系统生物学研究所，正是依照这种理论，从细胞之间，细胞器之间的相互作用，建立相互作用网络来研究生物学问题的。  正是系统生物学的发展，使得人们不得不承认生命问题的复杂性，不能再以传统的理化研究方式研究生物问题。这是系统生物学发展所面临的一个新的问题。  生物学传统的研究方式主要靠实验来完成，但是这种方式严重制约了生物学发展。  综合这两个问题，以及进来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系统生物学从贝塔朗菲建立当初的宏观角度出发，伴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进入了微观领域。  基因调控网络是微观角度的系统生物学研究方法的一个代表。基因调控网络，正是以系统生物学理论为基础，把生命整体，不同基因看作一个整体，从整体角度研究问题，重视基因之间的相互作用，摆脱中心法则单线条式的生物作用作用模式，以网络的角度，研究各个基因的相互作用。基因调控网络，从基因的角度出发，研究各个基因之间的作用，最终目标是建立数学模型，以此，来预测生物学过程，并用实验验证，这种研究方式，摆脱了以往实验为主的生物学研究方式，比传统实验方式更为快捷，方便，更加具有目的性。伴随着未来人类蛋白质组计划的完成，人类功能基因组计划的完成，基因调控网络，将成为解决生物学问题，治愈人类疾病的有效措施。  我相信，在可预期的未来，不仅仅是建立基因调控网络，并且可以建立细胞作用网络，宏观上，建立各个器官，系统的作用网络。真正把生物体看作一个整体，真正把宏观和微观联系在一起。  这种微观领域的系统生物学的发展，也有赖于生物信息学的发展。在RefSeq等等大型数据库建立后，从基因调控网络为出发点，利用生物信息学的数据基础，研究，预测生物过程，将成为生物学研究发展的主要手段。而这一切，都是以系统生物学的理论为基础的。  然而，我们同时应该看到，原本贝塔朗菲创建的系统生物学，已经不能满足在微观领域，在信息化，数字化的分子水平上生物学的研究，对于系统生物学的这一基础生物学理论，仍需要大量的完善工作。  同时，系统生物学的研究发展，不仅关系着生物学的发展，同时，也对自然科学的整体一般系统论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在物理学各个领域并没有达成统一时，系统生物学的发展所引起的一般系统论的建立，也关系着整个科学系统的统一。  系统生物学不仅是自然科学的重要理论基础，而且也关系着人文科学领域。在如今社会把人当作社会这部庞大机器之时，现代人面临着诸多的困惑和问题，许多人开始呼吁和谐，回归自然。系统生物学不仅在新的时期向生物学微观领域发展，同时也向着社会学等人文科学发展。  系统生物学自贝塔朗菲建立起，已经经历了长足的发展，系统生物学必将带动新时期的生物学发展，同时也代表着一种新的思想潮流。                                                                                                 francis s majere                                                                                                  2006-6-16